维果茨基（1896-1934年）是前苏联著名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的创始人，其理论对前苏联乃至世界心理学都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维果茨基从其学位论文《艺术心理学》（1925年）到《思维与言语》（1934年）的出版是其理论的形成期，此时也是苏维埃心理学的初创期，当时面临着对旧心理学的批判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建新的心理学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巨大历史课题。维果茨基1925-1926年分别发表了《反射学的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问题――意识》，对反射学和以反射学为基础的行为主义进行了批评，指出反射学无视人的个别差异，对人进行超历史的研究，他们由于没有找到替代元素主义内省法的方法，就放弃了对意识的研究。在对反射学批判的同时，维果茨基注意到了反射理论（不是反射学）的第二信号系统，他吸收了反射理论的框架，指出第二信号系统具有中介性，提出了自己的意识论，进而指出心理学不能与狭义的自然科学同一而视，心理学是以人类特有的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为基础的科学。从1927-1935年维果茨基发表了《儿童文化发展的问题》（1928年）、《儿童发展中道具和记号》（1930年）、《行为史试论――猿、原始人、儿童》（1930年）、《教学过程中儿童的发展》（1935年）等大量的研究论文，系统地阐述了以活动理论、中介理论、内化理论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1](P3)
    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心理学内部斗争激烈，尤其。1936-1937年，受形式主义教育万能论的影响，维果茨基的理论被认为是受欧美心理学影响的折衷主义而受到批判，直到1956年苏联党的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才对其进行了重新评价。[2](P117-118)这次大会后在《苏维埃教育杂志》上登载了两篇没有署名的文章――《让我们对儿童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吧》、《教育学中个人崇拜的克服》。以此为起点，关于发展的理论的探讨又活跃起来，维果茨基生前的同事及学生也开始了对维果茨基理论的再探讨。[3](P18)时至今日维果茨基的理论被大量介绍到西方，并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在日本也不例外，对维果茨基的研究也异常活跃。柴田义松、川野边敏等指出：“维果茨基是与皮亚杰齐名的心理学家，他不仅对苏维埃心理学而且对世界心理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最大的功绩在于最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人类的本性出发，对人类精神的历史，以及心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当时在心理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生物学自然主义理论相对立的社会文化历史理论。”[4](P35)维果茨基认为：由于生产工具的使用，引起了人的新的适应方式，即物质生产的间接方式，这就使人类心理的发展规律不再受生物进化规律的制约，而被社会历史文化规律所规定。维果茨基指出：所谓心理的发展就是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在低级心理机能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级心理机能转化的过程。就个体发展而言，语言符号这一中介环节是儿童心理机能发展的本质动因，只有掌握这个工具，才能使心理机能转化为间接的、随意的、高级的、社会历史的，而高级的社会历史心理活动形式，首先是作为外部的活动而形成的，以后才内化到头脑中。因此，维果茨基不但摆脱了行为主义的机械主义倾向，也克服了当时无视人与动物本质差别的自然主义倾向，并为西方摒弃个人主义、解决固有观念难以改变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对日本心理学而言，则扭转了其盲目崇拜德国和美国心理学的倾向。正是对苏维埃心理学和皮亚杰研究的关注，使日本心理学进入百家争鸣的交替期，促进了日本心理学的本土化。纵观日本对维果茨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3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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